知易行难。
何况是十几年如一日，压抑自己本性，一心求治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
立大志愿，下大决心，想证明自己，要做历史明君的李世民，依然有三分土性。
从善如流，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。
魏征满怀向往，举了三个事例，让李世民陷入深思。
第一是李世民即位之初的元律师事件。
当时元律师已被判处死刑，但孙伏伽进谏说：“法不至此，无容滥加酷罚。”
仅仅因为这几句话，一道进言，李世民就赐给孙伏伽一座价值百万的庄园，那座庄园的主人，原来属于李世民的女儿兰陵公主。
这当然是重赏。
很快就有人眼红，奏章立即雪片般飞向李世民，“所言乃常事，而所赏太厚。”
李世民并不责怪，而是将自己真实的意图说了出来，他满怀憧憬地说道：“我即位来，未有谏者，所以赏之。”
这是效仿商鞅立木为信，也是隗千金买马骨，想引导群臣进谏，以开风气之先。
在贞观初年，李世民刚登基，百废待兴，百规待立的环境之下，这是必要的非常手法。
“导人以谏”的效果是明显而巨大，进谏名臣魏征，也横空出世。
在这一个时间阶段，李世民的心态更多还处于秦王的阶段，还是那个年轻气盛，不服就干，一心为国为民，建功立业的创业心态。
世易时移，李世民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。
就进入了“悦而从谏”的阶段。
这就是著名的柳雄妄加资历事件。
当时要进仕途，大体有二种途径，一是讲出身，二是凭自己真正的本事。
本事摆在台面上，几斤几两，一目了然。
蛤一些很有上进之心的人，想走个捷径，攀附一个高门，或伪造资历，让自己的身份镀层金漆，瞬间身价百倍。
这是一种陋习，但当时上至帝王，下达平民百姓，镀金以求名，全都在干这件事，朝野之间，早就习以为常，甚至成为一个公开的潜规则。
有一个徐州司户叫做柳雄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撞到了李世民的枪口之上。
他不是在自己祖上的资质作假，而是将自己在隋朝的官阶虚报上浮了几级，在论资排辈的官场，这显然阻碍了别人上升的路。
他被竞争对手检举告发了。
事情动达天听，但当时这种情况，比比皆是，在法不责众之下，李世民下了一个命令，柳雄自首就可以免罪。
但这件事情非常吊诡。
柳雄竟然坚称自己的履历是真实可靠有效的，争执不下，就只能让专业的官员去勘核。
证据确凿，结论明确，柳雄确实作假了。
李世民大怒，这摆明了是欺君，若不严惩，何以立威立信，何以治国理天下？
李世民指示主审的官员，立即判处柳雄死刑。
但他走错了一个程序，这个案子，竟然辗转落到了大理寺少卿戴胄的手上。
戴胄是国士。
他本性忠贞，晓习法律，又敢直言，在贞观一朝，颇有直臣之誉。
根据法律规定，他认为柳雄罪不致死，只能定一个流放的罪名。
戴胄上书，不同意死刑。
案子已成定案，皇帝金口玉言，现在要翻盘，这让李世民下不了台。
他语带威胁地对戴胄说：“朕下敕不首者死，今断从流（流放），是示天下以不信。卿欲卖狱乎？”
这句话说得非常重，直指戴胄处事不公，并且逆触龙鳞，分分钟可能大祸临头。
戴胄顶住了压力，他不卑不亢地说：“陛下当即杀之，非臣所及。既付司所，臣不敢亏法。”
李世民心中老大不高兴，语气不善地说：“卿自守法，而令我失信邪？”
戴胄虽然刚直，却并非不通人情世故，他也不负判事无冤滥，言如泉涌之美誉，讲出了一番让李世民可以下台阶的话，他抛出了一个“大信”和“小忿”的问题。
戴胄语气坚定地说道：“法者，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；言者，当时喜怒之所发耳。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，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，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。若顺忿违信，臣窃为陛下耻之。”
李世民感受到戴胄的坚硬，只有就坡下驴，当面赞扬戴胄说：“但能为我如此守法，岂畏滥有诛夷。”
事情的结果当然是二全齐美。
但当日李世民在盛怒之下，和戴胄交锋，往返四五次，想给柳雄定罪，如果戴胄的意气稍退一丝半毫，结局肯定改写。
魏征将此事定义为“悦而从谏”。
但势易时移，人总是会变的，贞观之治，世有大名，李世民证明了自己，虽逆取，但顺治，现在功德圆满，贞观盛世已成，当志得意满之际，人心总会懈怠。
于是，进入了魏征所说的“难于受谏”阶段。
魏征举了皇甫德参的例子。
皇甫是陕县郡丞，贞观八年，他向李世民上了一道奏疏，“修洛阳宫，劳人；收地租，厚敛；俗好高髻，盖宫中所化。“
为了引起李世民的注意，皇甫德参，用词激切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这种出格而激烈的进谏，惹恼了李世民，他想以“讪谤”治他的罪。
为了此事，魏征特意向李世民进谏说：“自古上书，率多激切。若不激切，则不能起人主之心。”
显然，这是受谏者心境变化，认识也随着有所差异了。
这其实也是贞观一朝，李世民对于进谏忠言，态度的三种渐变过程。
贤如李世民，自律如李世民，克制如李世民者，犹不能免俗，后世之君主或领导，当然需要时刻警醒和提醒自己。
一片忠心，赤诚为国为民。
李世民虽有虚心纳谏之心，一心向上之志，但贞观一朝的政治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似乎都没有走上正式和正确的轨道。
李世民的政权，兼收并蓄，容纳了当世各种力量。
说得好听一些，叫做海纳百川，包罗万象，但如果从反面来看，也是一锅大杂烩，到底想要炖出什么味道，能炖出什么味道，也许李世民本人都不知道。
他是通过军事政变才当上皇帝的，属于典型的得位不正，反映在政治之上，就必然有非常多的临时应急应变之法。
这虽不是诡道，却是必须的政治权道。
前时前日或不可用，但今时今日却又必须要用，以应付突发的一些特殊事件。
很多事件的处理，并没有固定的、旧有的章程可以遵循。
处理方案，既要遵循政治惯例，又要顾忌李世民的帝王心理，可谓毫厘之差，就足以远隔千里。
因而，在李世民刚登上皇位的那段时间，政治实务，实际上是比较混乱的，为了避免出错，即使贤如房玄龄，也是拱手听令而已。
李世民发现了这个异常。
贞观三年，李世民已经做了三年皇帝之后，李渊才搬出太极宫，李世民入主太极殿，成为名正言顺皇帝的第一天。
国家要想长治久安，福祚绵长，就一定要有制度。
人力总有穷时，但制度却可以补其不足。
李世民对群臣发号施令说：“中书、门下，机要之司，诏敕有不便者，皆应执论。比来唯睹顺从，不闻违异。若但行文书，则谁不可为，何必择才也。”
说明即使已经磨合了三年，即使李世民已经选择了共治共享的体制，中枢核心团体依然没有成为一个决策机构，更多的只是一个执行机构。
李世民做了相当长时间的独断专行者。
房玄龄等人当然知道其中的弊端，他们虚心地接受了李世民的批评意见。
李世民重新引进旧制，让中枢各部门各负其责，各司其职，互相制衡约束，国家政务，自此之后，就很少出现重大失误了。
李世民的这项制度，是传统上的三省六部制。
这个制度的本质核心是由“独（宰）相制”转为“众（宰）相制”，宰相由皇帝的幕僚长，变成了智囊团或幕僚群。
皇帝成为行政首长，显然，这更为集权。
简而言之，军国大事，由中书舍人各执所见，在条状上，写上自己个人的意见和名字，这有个风雅的名字，叫做“五花判事”。
然后，将署名的条状和意见，上呈给中书舍人的上级领导，中书侍郎和中书令审核。
确定好的条状，再进入门下省审核。
由给事中和门下侍郎权衡考虑，驳正校验，如果门下省认为需要重拟，就打回中书省，再重新拟条状。
审核确定之后，再加盖各省印章，就是正式的文书，交由尚书省各部，一一分化执行。
这一套程序走下来，就可以有章可依，有序可按，运转如流，上通下畅了。
这一段日子，相信李世民一定是每天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生怕自己以逆得到的皇位，并不能在自己手中正名，也无法在青史之上留下美名。
李世民非常注重他在历史之上的名誉，这来源于其内心深处，对于杀兄屠弟的罪恶感和耻辱感，李世民是极少见的带有尊严的帝王。
他看得更高，也要走得更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