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完之后谈，谈完之后，就要处理实际的问题。
双方互相交换以往扣留的使者，身负毒杀处罗可汗的郑元寿等人，也回归唐朝。
此战之后，雁门、马邑重归唐朝，虽然突厥的势力占据了恒安，但相对于以往突厥可以将战线直推太原城下而言，李唐已经取得巨大的战略优胜。
并且，唐朝占有雁门和马邑之后，开始深耕，精耕这块战略要地。
他们开始在太原屯田，军粮，军需等都可以自给自足。
但李渊的宰相们心胆俱寒，认为突厥强盛，早前李元吉放弃太原，乘夜亡命疾走长安；裴寂也一天仓皇奔逃几百里。
这些惨痛的记忆，如在昨天。
他们害怕屯田只是给突厥人做嫁衣裳，不同意长期开展屯田。
屯田这面旗帜还能打多久？
这在地方和中央形成了长期的争论，并且双方的观点完全对立。
双方频频书信辩论，谁也无法说服谁。
最后，李渊召坚持屯田的并州长史窦静入长安，和宰相们当廷辩论。
窦静坚持自己的强兵富国之计，也坚持认为和突厥人，只有在战场之上的胜利，成为比他们更强者，才具备谈判的能力。
他辩才无碍，李渊终于提升窦静作为代理并州大总管，正式同意并州大规模屯田。
太原屯田加上雁门和马邑的回归，在河东建立了稳固的战略纵深，让唐朝面对突厥时，开始挺直腰杆。
一升一降，突厥失去了马邑这个最重要的中转站后，除了动用大兵团作战外，他们再也无法肆无忌惮地直插太原。
但他们保留了对恒安的控制，算是和唐朝在河东道，维持了一种战略平衡。
河东道暂时无战事。
突厥在关内道，那才可以直奔主题，省时省心省力。
李渊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长安随时笼罩在突厥的铁蹄阴影之下。
关内道控制权的争夺成为焦点。
突厥在河东道的攻势消停下来，他们将攻击重心转向了关内道，直指李唐的心脏，京城长安。
这给李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
从关内道入侵长安，传统上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从北面的延州（今延安）南下，一个是从西面向东直进。
延州线本来是一条最直接，最容易入侵的路线.
一是路程短，二是突厥人已经控制了南下的战略要地黄河，只要他们愿意，他们可以非常迅速地出现在长安城下。
可能是天佑李唐，这虽然是一条最危险最直接的入侵路线，却只让李渊承受了最小的压力。
这是因为占据延州以北，突厥的现在的首领是郁射设，他是处罗可汗的儿子，本来是突厥大可汗的继承人。
但在隋朝义成公主和颉利的合谋下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该属于自己的大可汗位置被颉利抢走。
颉利可汗当然知道郁射设不服气，他需要把他远调自己视线之外，但又不能让他的力量过于膨胀。
颉利可汗当然不愿意培养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，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安置郁射设，那就是五原（今河套地区）。
五原是颉利当年的封地，也是一块天然的宝地，启民可汗就是在五原起家，让突厥重新崛起。
这块宝地，在李唐和薛举激战时，曾经派出特使宇文歆说服颉利，当时他还是莫贺咄设。
要想破坏薛举和突厥的联盟，李唐除了用一贯的卑辞厚礼，许诺颉利子女玉帛以外，他们还开了一个让颉利无法拒绝的条件，那就是割让五原之地给他。
虽然当时五原之地并没有多少汉人，李唐也没有力量去征服和管理这块宝地，但这是汉人传统的领地，也是颉利父亲启民可汗赖以起家的风水宝地。
对于颉利和突厥而言，李唐正式承诺颉利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，既是一种象征，又具备实际的价值。
颉利无法拒绝，他也没有拒绝。
他撕毁了和薛举共谋进攻关中，占据长安的盟约。
并且，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，他还派了突厥骑兵，参加了李世民和薛举大将宗罗睺的第二次浅水原之战。
突厥的转向支持李唐王朝，对于薛举军队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。
当李世民和他们相持六十多天，等到他们粮食用尽，发动总攻时，他们在李世民的队伍中，发现了突厥骑兵的身影，而这些突厥骑兵，本来应该出现在他们的阵营。
宗罗睺的军队信心低到尘埃，全线崩溃。
李世民一鼓作气，轻装劲骑，直趋薛仁杲城下，外失强援，内无斗志，薛仁杲再无退路，只能投降李世民。
现在，颉利可汗又将这地宝地赐给了郁射设，但再好的宝地，也无法等同于失去突厥大可汗之位。
郁射设心中有股邪气，让他无比憋闷。
虽然他手上还有一万多帐突厥人马，但自此之后，除了一次和颉利配合南下以外，其余时间，他都是一个人悠哉游哉，在河套地区放羊牧马，过起了非常写意的生活。
他不想参与颉利征服李唐王朝的大计，甚至在李唐的外交策反下，和李唐达成了一种默契，在某个时间段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李唐王朝另外还有一个利好。
老天爷眷顾，虽然梁师都是当地的地头蛇，和李唐对抗，他也是一个最大的汉奸，但他命运不好，可谓是最没能力和战绩的汉奸，全程都被唐朝按在地上摩擦。
隋末群雄，如梁师都一般窝囊的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。
因为，他碰上了一生之敌，那就是段德操。
逢段必败，遇操必北，这是梁师都的宿命，也是流传在边境地区的一句口耳相传的俗话。
再加上李唐宗室江夏王李道宗曾经发动过一个攻势，将郁射设逐出过五原一段时间，这对于突厥和梁师都的力量是一种沉重的打击。
他们一直没有恢复元气，李唐才避免了在一条最危险的战线上，和突厥正面硬刚。
但西面的战事，非常吃紧。
西面发源于凉州（今甘肃武威）的战场，传统上又分为南北二线。
北线叫乌兰道，可以轻易推进到离长安八百里的原州（今甘肃固原），而南线的兰秦道，则可以快速行进到离长安四百里的陇州（今陕西陇县）。
颉利可汗选择沿这二条道路，分进合击长安。
一时之间，长安城内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
在突厥的强大压力和频繁骚扰之下，引发了李唐高层想要迁都的决定。
他们忧心忡忡地对李渊说：“突厥频寇关中者，徒以府藏子女在京师故也。若焚烧长安而不都，则胡寇自止。”
这是一种治标之法，有着很大的迷惑性。
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突厥的压力，李渊正式派遣了宇文士及作为特使，在山南的樊、邓之间，寻找可以做都城之地。
往南迁都的计划得到了朝廷之内大部分高层，包括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支持，但李世民天纵之资，他明确表示反对。
李世民先自行责罚，“（突厥）为患中华，自古有之，非独今也，……臣忝备蕃维，尚使胡尘不息，遂令陛下欲议迁都，此臣之责也。”
然后，他充满信心地展示光明的未来：“乞听臣一申微效，取彼颉利，以谢中州。不数年间，必系单于之颈，何有遽迁都邑，快犬羊一旦之情，贻后人万代之耻!”
作为李唐的开国皇帝，李渊当然知道为避强敌而迁都，是落下万世骂名的行为，他马上省悟过来，大笑说道：“吾家千里（马），信不虚也。”
迁都一事，自此作罢。
但现实的威胁摆在眼前，既然不躲避，那就只能直接开干。
李渊派出了李世民和李元吉出豳州（今陕西彬县，东距长安三百里），以抵抗突厥。
但唐朝和突厥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，这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入侵，突厥人的目的只是求财。
突厥的国策转变了。
颉利可汗上台之后，改变了处罗可汗想要培植杨政道流亡政府复辟的计划。
因为当李唐消灭河南河北的王世充和窦建德之后，整个北方，已经再没有力量，可以抵挡李唐的统一，死而复生的杨隋，失去了存在的空间。
突厥只能自己登台唱戏。
但这出戏颉利可汗并没有唱好，也没有能力唱好。
因为在他统治之下，突厥逐渐分成了几大派系，并且开始大规模内耗，攘外必先安内，突厥雄兵百万，但内耗却让他们难以寸进。
唐朝和突厥在豳州相遇。